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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3月3日，法國探險家伯希和走進敦煌藏經(jīng)洞，兩個多月后，他所選的數(shù)千件珍貴文獻裝箱起運，離開敦煌。

1910年4月26日，法國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法圖）抄本部迎來該館最豐富的一批東方收藏品——伯希和敦煌收集品。此后，法藏敦煌文獻或零散影印，或通過縮微膠卷和黑白圖片出版，供學界利用。

100多年后，這批寶藏被編成《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文獻》，首次以高清彩色圖錄形式在中國出版，開啟了敦煌文獻出版和研究的歷史新一頁。

據(jù)上海古籍出版社副編審盛潔介紹，《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文獻》將刊布法藏敦煌文獻P.2001至P.6040的圖版，涉及文獻編號4000余號，圖版近40000幅，定名文獻6000余種。目前已出版60冊，預計全書160冊，2025年完成出版。

學術(shù)價值極高

“如果以編號來算敦煌收集品的多少，依據(jù)獲取順序，排在前四位的是英國國家圖書館、法國國家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和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但如果以綜合學術(shù)價值占比來衡量其質(zhì)量的話，法藏文獻應(yīng)排名第一?！北本┐髮W博雅講席教授、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榮新江說。

榮新江是《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文獻》一書主編，也是走訪過四大敦煌文獻收藏地、“滿世界尋找敦煌”的歷史學家。他說，伯希和比他的先行者、英國人斯坦因精通漢語，而又比中國清政府官員和俄國的奧登堡捷足先登。

1900年6月22日，敦煌莫高窟的王道士在清理洞窟積沙時，偶然發(fā)現(xiàn)了現(xiàn)在編號為第17窟的藏經(jīng)洞。洞內(nèi)保存著數(shù)萬件用漢文、古藏文、于闐文、突厥文、粟特文、回鶻文、梵文、希伯來文等文字書寫的文書和繪畫珍品。

1908年，伯希和來到莫高窟。因為精通漢語、熟諳中國文化，他獲得王道士允許進入藏經(jīng)洞內(nèi)，將洞中文書全部翻了一遍。他自知無法帶走所有寶物，確立了三大挑選標準：佛教大藏經(jīng)未收的藏外佛典、帶有紀年的寫本、非漢語文書。因此，伯希和所得敦煌漢文文書和藏文、回鶻文、于闐文、粟特文等非漢語文書學術(shù)價值極高。

榮新江告訴記者，法藏敦煌文獻中，6世紀的早期典籍、各類紀年寫本、大量藏外佛經(jīng)、儒家經(jīng)典《論語》《尚書》、道教文獻《老子化胡經(jīng)》等，對于傳世文獻均具有補充和重要?？眱r值?！渡持荻级礁畧D經(jīng)》等地理文獻、寺廟賬歷、占卜文書、法律文書，反映了當時社會經(jīng)濟生活面貌。大量非漢語文書，印證了豐富多彩的絲綢之路。

對書法史和寫本學研究多年的法藏敦煌文獻整理小組成員、北京大學古代史研究中心圖書館館長史睿說，法藏敦煌文獻中的唐太宗《溫泉銘》、柳公權(quán)書《金剛經(jīng)》拓本、歐陽詢書法拓本、草書佛經(jīng)經(jīng)疏等書法作品，以及白畫、經(jīng)變圖卷、佛像、絹本畫等精美繪畫，具有極高的藝術(shù)價值。

研究古代文獻，確定其年代是重要一環(huán)。法藏敦煌文獻僅漢文文獻有明確紀年的就達500余件，在北京、倫敦、巴黎和圣彼得堡四大藏家中比重最高，這些有明確紀年的文書，有助于斷定其他敦煌文書的相關(guān)紀年。

從縮微膠卷到黑白圖版

研究敦煌學，敦煌文獻是基礎(chǔ)。

1909年9月，伯希和返回巴黎時在北京停留。羅振玉等中國學者獲知伯希和隨身攜帶有敦煌珍本，廢寢忘食地抄錄和研究，促成了中國敦煌學的興起。

1910年4月，伯希和所獲敦煌文獻入藏法圖抄本部。在隨后的60多年里，只有極少數(shù)學者能夠前往巴黎閱讀和翻拍部分文書原件，或者獲得法圖與伯希和等法國學者寄贈的文書照片，或者在相關(guān)學者研究征引的研究成果中看到。

上世紀70年代，法圖將所藏敦煌文獻制成縮微膠卷，開始為包括中國學者在內(nèi)的各國學人所利用。

1978年考入北大歷史系的榮新江，大學三年級上“敦煌文書研究”課時，開始用搖縮微膠卷機看法藏敦煌文獻縮微膠卷。他研究的第一件文書，是伯希和帶到巴黎的P.3016。他發(fā)表的第一篇敦煌學論文，是與其業(yè)師張廣達先生合撰的《關(guān)于唐末宋初于闐國的國號年號及其王家世系問題》。這篇征引了一些法藏敦煌文獻的論文很快被譯成法文，發(fā)表于巴黎出版的《敦煌研究論文集》第三集上。

1985年，臺灣學者黃永武完成140冊《敦煌寶藏》的出版，其中法藏敦煌文獻部分根據(jù)縮微膠卷影印。從縮微膠卷到紙質(zhì)圖書無疑前進了一步，但圖書所用縮微膠卷受制作條件限制，存在一些誤差和缺漏，以及看不清楚之處。

199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和法圖合作出版《法藏敦煌西域文獻》（34冊），較為清晰的黑白圖版給研究者提供了更好的素材，但它仍然以縮微膠卷為主、部分重新拍攝制作。

“有些文書縮微膠卷看不清楚，恨不得一步跨到巴黎去核對?！睒s新江說，比如，P.4065《曹元深上朝廷表文稿本》在縮微膠卷上看到的是一片黑，斷斷續(xù)續(xù)露出一些字，后來到巴黎一看原件，字都看得見。

在縮微膠卷和黑白圖版中，有些朱筆的校正點記和文字往往無法釋讀，有些淡朱筆所寫的文字更是無法全錄。對此，榮新江說：“我調(diào)查用淡朱筆抄寫的一些重要文書，如《李君莫高窟佛龕碑》，這座碑原來立在莫高窟332窟前室南側(cè)，后來上半截佚失，下半截收藏在敦煌研究院庫房里。我們知道P.2551有這方碑的抄本，是淡朱筆抄的，這些紅色筆跡在原來的縮微膠卷上完全看不到?！?/p>

從2008年開始，國際敦煌項目（IDP）網(wǎng)站和法圖網(wǎng)站陸續(xù)發(fā)布過一些法藏敦煌文獻的彩色圖片，但是許多文書的編號沒有漢語定名，圖片清晰度有限，一些比較難以解讀的文本至今無人做過透徹研究。

“因此，我們決定重新整理出版高清彩色版法藏敦煌文獻。”榮新江說，向研究者提供準確、逼真的原卷圖版，使每一張圖版盡可能保持原貌，清晰可讀，力求準確地為每件文書確定標題，更好地為學術(shù)研究服務(wù)。

精干學術(shù)團隊精細打磨

最新出版的《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文獻》所收范圍包括：伯希和在敦煌藏經(jīng)洞所獲全部漢文文獻；原列入漢文文庫的粟特文、于闐文、梵文和部分回鶻文文獻；部分漢、藏文同卷共存，既有漢文文獻編號也有藏文文獻編號者。其內(nèi)容豐富，包括佛教典籍、道教佚書、四部文獻和公私文書、絹紙繪畫等。

面對涉及如此之多語種和領(lǐng)域的法藏敦煌文獻，榮新江組織了由多種語言、多領(lǐng)域?qū)W者構(gòu)成的整理小組，既有以寫本學和書法史研究見長的史睿，研究唐史的王楠、包曉悅、何亦凡，研究敦煌寫本文化史的馮婧；也有研究梵文、粟特文、于闐文文獻的范晶晶和陳瑞翾，研究回鶻文文獻的付馬和藏文文獻的沈琛，用數(shù)字人文方法研究敦煌寫本的郝雪麗，以及榮新江的博碩士生和首都師范大學的李子涵等主力隊員。他們學術(shù)各有專攻，密切合作。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文獻》不僅為學術(shù)界提供了高清全彩的敦煌文獻圖像，而且對一些文書給出了全新定名、解題。

從公元3世紀起，《出生無邊門陀羅尼經(jīng)》就在漢地傳譯開來。19世紀末開始，我國新疆、敦煌地區(qū)出土了不少這部佛經(jīng)的于闐文與梵文殘葉。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南亞學系副教授范晶晶研讀包含于闐文《出生無邊門陀羅尼經(jīng)》咒語的法藏敦煌文獻P.2026、P.2029、P.2782與P.2855，同時考察現(xiàn)存的梵文、于闐文殘葉以及各個漢譯本之間的關(guān)系時發(fā)現(xiàn)，新疆地區(qū)出土的于闐文《出生無邊門陀羅尼》抄本殘葉缺少咒語部分，P.2026、P.2029、P.2782與P.2855正好可以補足。

從事敦煌漢文佛典研究的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嚴世偉，在觀摩高清彩色圖像，與整理小組深入討論之后，認為法藏敦煌文獻P.2335是一份失傳已久的南北朝時期的《成實論》注疏，而且很可能是成實學派的中堅、梁代三大法師之一僧旻的《成實論義疏》。

《成實論》是南北朝時期流行的佛典之一，由著名佛經(jīng)翻譯家鳩摩羅什譯。P.2335首尾俱殘，現(xiàn)存文字472行。1970年，法國學者謝和耐與吳其昱主編的《敦煌漢文寫本目錄》沒給出這件文書確切定名，推測它可能是《成唯識論》的注疏。2000年出版的黑白圖版《法藏敦煌西域文獻》將其定名為“佛經(jīng)論釋”。此后，P.2335極少有人關(guān)注。在史料匱乏的現(xiàn)狀下，P.2335新比定出是《成實論義疏》，無疑將深化學界對南北朝佛教的認識。

榮新江表示，借助彩色高清圖版，可以對前人研究成果加以評判，對前人較少措意的敦煌文獻進行新的探討。

“彩色圖版提供了可靠的圖像依據(jù)，有助于推進敦煌寫本物理形態(tài)的研究。可以推進中古讀書及其文化分層問題的研究，開辟敦煌寫本書籍史研究新路徑?！笔奉Ｕf，讀書語音問題是中國古代書籍史的重要研究領(lǐng)域。中國古人重視書籍的朗讀和背誦，但要研究中古時代的讀書音及其文化史，往往苦無資料。敦煌唐寫本中所見各類讀書音痕跡，提供了豐富的案例和細節(jié)。

經(jīng)初步觀察，敦煌寫本書籍中保存了四種文化層級的讀書音，其中一種為在文本的異讀文字上加朱點標志讀音。朱筆標音之法在敦煌寫本中有其痕跡。全彩印刷的法藏敦煌文獻，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掀開敦煌研究全新一頁

打開《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文獻》第1冊，從事敦煌文獻語言研究多年的復旦大學教授張小艷就感受到高清彩色圖錄非比尋常，“使原卷朱筆改字、增字、刪字之處得以原生態(tài)清晰顯示，可謂纖微畢現(xiàn)”。

她向記者列舉了第1冊第一件文書——P.2001。在這件內(nèi)容為《南海寄歸內(nèi)法傳卷一并序》的文書中，有一句“以為宅有者大非”，“非”原寫為“悲”，后來書手發(fā)現(xiàn)寫錯了，用朱筆把下面的“心”涂滅，這是朱筆改字；另有“可謂化緣斯盡，能事畢功，遂乃跡滅”，最后一字“滅”原來抄丟了，書手發(fā)現(xiàn)后用朱筆添在了“跡”的右下側(cè)，這是朱筆補脫；再有“行可一月余”，一開始寫了兩個“余”，書手發(fā)現(xiàn)后用朱筆將多出的“余”涂滅，這是朱筆刪除。

“這些在以前出版的法藏敦煌文獻中，都無法呈現(xiàn)出來?！睆埿∑G說，彩色圖錄出版，原生態(tài)地展現(xiàn)文書中改字、增字、刪字的真實情境，有助于準確釋錄寫本內(nèi)容，同時對了解唐五代時期書手抄寫的改字習慣提供了第一手的珍貴資料。

敦煌文獻系統(tǒng)性保護整理出版工程，是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guī)劃領(lǐng)導小組主持，中國學術(shù)界、文化界、出版界共同推進實施的一項重大文化工程?！抖鼗臀墨I全集》是其中的重點項目，以高清全彩方式高水平集成刊布、高質(zhì)量系統(tǒng)整理散藏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獻，《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文獻》則是《敦煌文獻全集》最先出版的一種。

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顧問、中華書局編審柴劍虹說，榮新江教授策馬領(lǐng)銜，帶領(lǐng)史睿等學者組成學術(shù)團隊，率先編撰《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文獻》，可謂“導夫先路”之舉，有“遵道得路”之功，不僅在敦煌學術(shù)研究和學術(shù)史的意義上夯實了流散海外敦煌文獻的全方位整理研究和回歸的扎實基礎(chǔ)，也開拓了新時期中外文化交流合作的新途徑。同時，對開展其他海外中國文物的全面調(diào)查、整理和研究具有重要啟示作用。

文/《環(huán)球》雜志記者 劉詩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