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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家在浙江余姚的鄭洋村，家里世世代代都是農民，父母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小時候，家里生活十分清苦。父母總會說，不好好讀書，以后就要“摸六棵”（寧波話，種田的意思）。

改革開放之前，農村基本沒有什么文化生活。村里不知怎么弄到一本《中國青年》，我們這些讀了高中、識些字的人就傳來傳去讀，一個月下來，雜志都翻爛了。

農村生活對我影響實在太大了。到現(xiàn)在我還是覺得，自己是作為一個農民在做研究，我的研究成果要讓包括農民在內的人都能懂。

1981年，我考上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到了大學校園，我發(fā)現(xiàn)圖書館里居然有這么多書，真是看不過來，可以在知識的王國里盡情遨游、涵泳沉潛。

后來，我去了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讀博士。吉爾平（Robert Gilpin）教授的第一堂課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他說，寫作過程中要少用GRE（留學研究生入學考試）的詞匯，因為很生僻，如果過度使用，說明你們對問題考慮得還不是很清楚。

事實確實如此。西方的大家名家寫的文章，對我們這些外國學生來說很友好，不用怎么查字典就能讀下來；反倒是學問不深的人寫的文章，要捧著字典查，讀起來很費勁。

這也讓我明白一個道理，把一件事情想通了、弄懂了，就可以用最簡單的語言表達出來。理論其實并不高深，說出來要讓大家恍然大悟、豁然開朗，有如沐春風的感覺；想不通就會用各種模型來表達。從這個角度說，學問越深的人，語言越容易懂。

我覺得，學者跟社會的關系，就像醫(yī)生和病人。醫(yī)生憑自己的知識和經驗，給病人看病。當醫(yī)生沒法給病人看好病的時候，應當反思自己的知識和經驗是不是有待拓展。同樣道理，當理論與實踐不符合的時候，學者應當反思自己的知識儲備是不是不夠了、知識更新速度是不是慢了，而不是簡單甚至傲慢地說“實踐錯了”。

觀察實踐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搞社會調研，弄清楚實踐邏輯，再去構建理論，這樣寫出來的文字更容易被理解。有人說我寫的東西“土”，可我覺得這樣下筆才踏實。研究中國問題，就要直面中國實踐。

我始終覺得，原創(chuàng)性的思想都來自對社會實踐的深入觀察。書里的內容往往與實踐相差十萬八千里，正所謂“失之毫厘，謬以千里”。這并不是說讀書不重要，而是相比“盡信書”、埋首“故紙堆”，我更喜歡到處看看。

20世紀90年代，我曾走訪浙江、江蘇、廣東、廣西等地，研究“溫州模式”和“蘇南模式”，比較發(fā)達和欠發(fā)達地區(qū)；世紀之交，我對中國和新加坡合作的蘇州工業(yè)園區(qū)做了長期調研評估；定居深圳后，我對浙江共同富裕的探索和實踐進行了考察；在粵港澳大灣區(qū)，我也有不少調研點，像珠海、順德、東莞和中山等。

一段時間以來，學術界照搬國外的知識體系和學術研究方法，對國外的理論、概念、話語、方法，拿來就用，用中國材料論證西方命題，削中國實踐之足以適西方理論之履?？v使這些理論在當下看來似乎更為時髦甚至“先進”，但并不符合中國國情和中國實踐，對中國發(fā)展的參考意義更是極為有限，甚至有可能指向錯誤的方向。

以經濟學為例，我們目前使用的經濟學分析工具主要來自西方。比如，中國經濟長期高速增長的奇跡、中國經濟高質量發(fā)展的態(tài)勢等，西方的經濟學解釋不了，只有基于中國實踐經驗的經濟學才能解釋中國的經濟現(xiàn)象。

在風云變幻的世界經濟大潮中，面對錯綜復雜的國內外經濟形勢和紛繁復雜的經濟現(xiàn)象，駕馭好我國經濟這艘巨輪，需要掌握科學的經濟分析方法，把握經濟發(fā)展規(guī)律，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能力，準確回答我國經濟發(fā)展的理論和實踐問題。

多年的研究工作讓我深刻意識到，一個民族擁有“以我為主”的開放型知識體系是它具備國際話語權以及在歷史長河中屹立不倒的關鍵。中華文明，應在中國式現(xiàn)代化推進過程中構建起自己的話語體系，這樣才能在文明演進過程中，始終保持內核不變，讓中華文明基因薪火相傳。

多年的中西比較研究，讓我深刻認識到，社會科學建立在本土實踐、本土經驗之上。例如，政治學科的開山鼻祖亞里士多德寫的《政治學》，主要描述的是古希臘的各個城邦和政體如何運作，對不同政體做比較和分類，再綜合為理論?；舨妓沟摹独S坦》、洛克的《政府論》等西方社會科學的經典理論，都不是憑空而來，而是建基于不同國家在不同時期的實踐。換句話說，從來就不存在抽象的社會科學概念和理論。

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xiàn)代化的豐富實踐是理論和政策研究的“富礦”。當前我們正在培育和發(fā)展新質生產力，亟須關注的新課題就很多。比如低空經濟，現(xiàn)在發(fā)展得很快。在深圳就活躍著千余家低空經濟產業(yè)鏈企業(yè)，涵蓋技術研發(fā)、軟件開發(fā)、硬件制造、商業(yè)應用等環(huán)節(jié)。中國經濟是片藍海，通過體制機制改革，將涌現(xiàn)更多新行業(yè)、新領域、新賽道，中國經濟的發(fā)展空間廣闊無垠、前景無限。

建構自主的知識體系，需要我們以中國為觀照、以時代為坐標，解釋中國實踐、診斷中國問題、拿出中國方案，及時研究、提出、運用新思想、新理念、新辦法，用腳步丈量大地，用思考回應時代。

（作者：鄭永年為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記者張勝采訪整理）